作者(中)

鍾起惠

中文摘要

新傳播科技的發明,引進與使用是特定社會文化下的產物,本研究以錄放影機(帶)、有線電視與衛星等三項新傳播科技進入台灣社會的際遇與其被本土社會吸納或排拒的重要歷史記事文獻為時間點(民國七十三年~民國八十二年)的鋪陳基礎,輔以同時期產出的官方與學院研究論述,以彰顯知識生產體系的權力痕跡。

研究發現官方極欲主導新傳播科技的威權態度相當明顯,唯三項新傳播科技卻是在無法規範的情形下蔚為風潮。因此,這三項新傳播科技進入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歷程,官方絲毫稱不上有前瞻性的洞悉能力,反而是美國的301報復條款壓力,加速了錄放影帶與有線電視的立法。

另外,在官方與學院的研究論述方面,前者以掌握知識生產資源的豐富性與全面性,皆優於後者;唯官方的研究論述多以提供立法為基礎,而對三項新傳播科技落地生根的社會文化衝擊與影響甚少觸及。